《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经营秘密是商业秘密中与经营活动相关的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商业秘密民事司法解释第一条明确：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创意、管理、销售、财务、计划、样本、招投标材料、客户信息、数据等信息，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四款所称的经营信息。典型包括：客户名单及其深度信息、交易信息（价格、数量、账期、返利）、采购渠道与供应商信息、定价策略、投标报价与标底、经营计划与市场策略、财务数据、管理方法、经营数据等。可见经营秘密的范围同样是开放列举，关键是满足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措施三要件。
司法实践中，经营秘密的范围认定比技术秘密更强调“深度”与“特定化”：法院要求权利人把主张保护的经营信息从行业通行的商业模式、公开的市场信息中剥离出来，指明具体的深度信息。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2023-09 系列·权利基础编）明确：仅凭增值税发票记载的客户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基础交易信息主张客户名单保护，通常不构成经营秘密——发票是交易凭证，其上记载的浅层信息系交易相对方通过正常业务往来即可获得，不具有不为公众所知悉的属性；真正受保护的，是长期交易中沉淀形成的客户需求规律、交易习惯、价格承受力、联系人及其偏好等深度信息。另有入库案例显示：客户名单的特定化要求——权利人所主张的名单须经持续经营形成、可区别于一般公开名录，零散、一次性、无规律记录的客户信息难以单独构成经营秘密。
按“客户名单、交易信息、采购渠道、定价策略、投标报价、经营计划、财务数据、管理方法、经营数据”逐类梳理经营资产，形成清单；对每类经营信息标注形成方式（持续经营沉淀或一次性获得）、存放载体与接触范围，固定权利基础；逐项排除行业公知信息与公开渠道可得信息，重点标注“深度信息”及其非公知性来源；对客户名单，补充客户需求、交易习惯、价格承受力等深度维度，避免仅以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主张
最高人民法院商业秘密民事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前款所称的客户信息，包括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习惯、意向、内容等深度信息。即客户名单要构成经营秘密，核心在于“深度信息”，而非客户名称本身。司法解释第二条同时确立两项规则：一是客户名单的构成以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措施三要件为准，客户基于对员工个人的信赖而与员工所在单位进行交易，该员工离职后能够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其或者其新单位进行交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员工未采用不正当手段，但员工另有约定或者单位有证据证明客户系通过该员工获取的除外；二是主张保护的客户名单应当特定化，不能是宽泛的行业名录或公开渠道可得的名单。
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2023-09 系列·权利基础编）进一步细化：客户名单深度信息是客户名单秘密性的关键——仅载明客户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的名单，若可从公开渠道（企业登记信息、行业黄页、增值税发票记载）获得，不具秘密性；而包含交易习惯、需求规律、价格承受力、联系人偏好、付款节奏等深度信息的名单，因系权利人通过持续经营付出成本形成，不为所属领域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可构成经营秘密。司法实践同时强调“接触加实质性相似减合法来源”在客户名单案件的适用：员工在原单位接触过深度信息名单，离职后携带该名单与新单位客户交易，且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可推定侵权成立；员工仅凭记忆中的一般客户资源开拓业务的，一般不认定侵权。
对客户档案实行“基本信息＋深度信息”双层记录，深度信息单独标注形成时间与来源；对新客户、成交客户、流失客户分层管理，保存交易记录、沟通记录、报价记录；与接触客户信息的员工签订保密与不竞争条款，明确客户名单及深度信息归单位所有；离职交接时固定员工实际接触的客户档案范围，必要时公证留痕
经营信息的秘密性适用商业秘密统一的“不为公众所知悉”标准：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判断时点以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为准。司法解释第九条列举的不构成秘密性情形同样适用于经营信息：公开出版物或其他媒体公开披露、通过公开报告会等方式公开、从公开渠道或者其他渠道可以获得、无需付出一定代价而容易获得等。单个信息可能均为公开信息，但经权利人系统整合形成的集合整体，若整合方式、结构编排不为公众所知悉并具有商业价值，集合整体可以构成商业秘密。
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2023-09 系列·权利基础编）明确数据库、数据集合可以作为商业秘密保护，该规则同样适用于经营数据：经长期积累形成的客户数据库、销售数据库、供应链数据，在采取加密、分级授权、导出留痕等措施的前提下，可以构成经营秘密。另有案例提示：仅从公开渠道获取的数据进行简单汇总、未体现实质性整理投入与特定价值的，不因“花费了劳动”而当然具备秘密性；权利人须证明整理成果在编排结构、分析维度、衍生指标上的非公知性投入。司法实践对经营信息的价值性审查相对宽松：只要能带来竞争优势、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成交概率，即可认定具有商业价值。
对经营数据明确采集口径、清洗规则、分析维度与衍生指标，作为“整体编排成果”确权；对客户数据库、销售数据库设置访问分级、导出留痕、加密存储，并保存授权记录；在主张保护时，以“数据整体编排＋分析维度”为秘密点，而非以单条数据或简单汇总主张；固定数据库形成过程的时间证据，证明整理投入的持续性与非公知性
员工在职期间积累的一般知识、经验、技能属于其个人能力，不属于单位的商业秘密；经营秘密保护的是单位特定的、不为公众知悉的经营信息，而非员工普遍掌握的行业常识与工作技能。司法解释第二条的个人信赖规则即为这一界限在客户名单场景的体现：客户基于对员工个人的信赖与员工所在单位交易，员工离职后客户自愿选择与其或其新单位交易的，员工不构成不正当手段获取或使用。但该规则有三项例外：员工与单位另有约定的、单位有证据证明客户系通过该员工从单位获取的、员工利用的是单位的深度信息而非个人信赖关系的，仍可认定侵权。
司法实践把员工离职后的行为分为两类：一是凭个人业务能力与一般客户资源开拓同类客户，属于正常市场竞争，不构成侵权；二是系统性复制原单位的客户名单及其深度信息（需求规律、报价体系、联系人偏好），用于定向挖取客户，构成对经营秘密的使用。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显示：前员工离职后使用原单位客户名单中的深度信息逐一联系客户、以原单位报价体系为基准报价的，法院认定构成侵权；而员工仅通过公开渠道（展会、行业活动）结识客户并正常竞争的，不构成侵权。个人信赖规则的适用，法院重点审查客户选择是否真实自愿、员工是否利用了单位保密信息。
明确员工离职后的“可为”与“不可为”边界：不得带走或复制客户档案、报价单、经营数据，不得使用深度信息定向挖客；对高管、销售、客服等接触深度信息的岗位，离职时签署离职交接清单与保密承诺；发现离职员工系统性使用深度信息时，从“接触记录＋使用痕迹＋合法来源缺失”三方面固定证据；对客户流失案件，先区分“个人信赖”与“深度信息利用”，避免把正常竞争误判为侵权或把侵权误判为正常竞争
最高人民法院商业秘密民事司法解释第一条把“数据”列入可构成经营信息的情形。经营数据（用户画像、销售数据、供应链数据、流量数据、渠道数据）在具备秘密性、价值性与保密措施三要件时，可以构成经营秘密。商业模式本身作为抽象的经营理念通常不构成商业秘密，但商业模式的特定实施方案——具体的经营流程、运营参数、资源配置、合作规则等系统化信息——在不为公众所知悉并采取保密措施时，可以受到保护。
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2023-09 系列·权利基础编）明确：数据集合的系统化编排、加工方式、分析方法及其衍生信息，符合秘密性、价值性与保密措施要件的，可以作为商业秘密保护。司法实践对商业模式类主张采取审慎态度：单纯的理念、构想、宏观模式不保护；已落地的、具体的实施方案，如经长期试错形成的运营参数组合、特定渠道资源与定价体系，在保密措施到位的前提下可获保护。另有案例提示：向客户、合作方披露的经营信息，若披露时未附保密要求、未限定使用范围，可能因公开而丧失秘密性；对外合作中的披露须以保密协议或保密条款为前提。
对经营数据按“采集、加工、分析、应用”四环节确权，标注各环节的整理投入；对商业模式，保护“具体实施方案”而非“抽象理念”，固定方案文本、参数、流程与保密记录；对外披露经营信息前，先以保密协议、保密条款或水印标注限定接收人范围与使用目的；定期评估经营信息的秘密性存续状态，对已公开的信息及时调整保护策略